中国近代贵金属币（章）的铸造与发行（一）

中国贵金属币的铸行，始于先秦，兴于宋、明，尤以晚清及民国前期为最盛。在该历史时期中，以机制白银铸币(包括中国自铸机制银圆及外国银圆)等为代表的贵金属币取代了传统外圆内方铜质制钱在市场中广泛应用，成为流通货币的主流。旧时的银两币制日趋没落，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币制——银元本位币制得以产生、确立，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风云变幻，动荡难安。在该时期中，中国社会制度由封建制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制转化，并相继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贵金属铸币之行用正处其时，因而不可避免具备极其鲜明之时代特色。成为探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金融、交通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化状况之珍贵宝物资料，亦系中国货币发展史研究之重要课题。
    公元15世纪，东方新航路开辟，中西海上交通渐趋发达，外国银元开始流人中国。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海禁渐开，外贸日益繁盛。贵金属铸币形式简单划一，名称单纯，计算、携带及收受方便，成色、重量标准，遂成商品交易急需。中国旧有银两币制因存在形式、种类名称过于复杂，成色高下不齐，平砝大小不一，称量、评色及计算极为烦难等弊端，不适应用，难以为继。而包括墨西哥、荷兰、葡萄牙、美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银币在内之大量外国银圆，得以乘虚进入中国市场，且种类增多，流通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迄止1910年，在华行用之外国银圆已逾15种，数量达11亿元之巨。外商大量输入重七钱二分、成色约百分之九十之银圆，与重一两、成色为百分之九十三点五之中国纹银等量交换，套取大量银锭出门。尤以鸦片贸易剧增，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出超严重，巨额白银外流，银价暴涨，危及国计民生。中国币制及货币流通极度混乱。显而易见，银圆已成西方列强控制其时中国政治经济与财政金融之重要工具。是故中国朝野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如焚，纷纷提出改革动议，力主中央政府统一铸造银圆，藉以“维主权，存正朔，收利权，塞漏邑”，限制洋银流通，阻截白银外流，挽救国家经济。
    近代中国官铸银币之尝试，始于清乾隆统治时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廷行令西藏地方政府，命由中央政府驻藏大臣监督，设炉鼓铸地区性流通货币——“乾隆宝藏”，用以驱除曾长期流通于该地区之廓尔喀(尼泊尔)劣质银币。次年，清廷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专立“钱法”一章，明令设“铸钱局(宝藏局)”于西藏，就地铸造统一官钱，且详列新铸官钱式样、成色、折算比价及由驻藏大臣亲自监督等项，确保此举顺利实施。“乾隆宝藏”银币乃是中国历史上首枚形制、重量、成色等皆由中央政权明文统一规定，严格督造并广泛行用之银质流通铸币，既开中国近代官铸仿外银圆先河，亦系中国中央政府长期在西藏拥有并全面行使神圣不可侵犯主权之象征。
    中国内地之银圆铸造，源于民间仿铸。由晚清名臣林则徐所奏“苏省并无洋银出洋折”所述可知，嘉庆、道光年间，民间已有仿铸银圆，而黄爵滋更于《纹银洋银应并禁出洋疏》中明确指出：“自洋银流入中国，市民喜其汁枚核值，便于应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销化洋银，仿铸洋钱，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吴板、曰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板。种种名目，均系内地仿铸”，中国早期自铸银币中，颇负盛名者有如清道光年间台湾省自铸寿星像府库军饷银饼(俗称老公银、老公饼)、如意银饼、笔宝银饼，福建省所铸漳州军饷银饼等。清咸丰六年(1856年)，上海外商擅自以墨西哥鹰洋(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所铸银币)代替本洋为记账货币，并厘定二者比价。上海道慑于外商压力，被迫同意鹰洋在当地流通，并指定王永盛、经正记、郁森盛三家商号兑换鹰洋。同时，仿效外国银圆形制，铸有重一两及五钱双面文字银饼一批共6种，史称“上海银饼”。同治初年，上海工部局又向香港造币厂定制上海壹两、上海贰钱银币，均未正式流通。
    清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自铸机制银币在历经近半个世纪反复论争、酝酿之后，始由吉林机器官局铸成。史载其时吉林将军希元曾奏请清廷，言及该省欠缺制钱，私商钱铺所发钱票流通于市，造成银价增昂，物价上涨，故由军饷中提取白银5000两，铸行币值分别为一两、七钱、五钱(半两)、三钱、一钱之五种银币。因满州语中“吉林”意即“船厂”，当地银衡习用厂平，故该套银币即称“吉林厂平”。因其原本用作军饷，所定等值不合民间使用习惯，市面未及盛行旋被废止，传世极罕。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广州筹创“广东钱局”，全套造币机械系从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订购，升延聘外籍技师。光绪十五年(1889年)该局投产，初铸共有五等币值之“光绪元宝七钱三分银币系列”与“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币系列”(即史称“七三番版”与“七二番版”者)，成为中国近代官铸机制银圆之滥觞。惟因币铭“光绪元宝”被英文围绕，遭致清廷驳回，未正式发行。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该局铸行新版“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币系列”，计分5种：“一号库平七钱二分，配纯银九成；二号三钱六分，配纯银八六；三号一钱四分四厘；四号七分二厘；五号三分六厘，均配纯银八二成”。正面镌刻汉、满文“光绪元宝”字样，并镌“广东省造”及记值文字，背面中央均为蟠龙图案，环以英文币铭。“市面行用，商民称便”。后经清廷下令作为法币，终成晚清中国自铸银圆典型规范。
    此后，各省群起效尤，竞相设厂鼓铸。其时，舆论认为自铸银圆可免银两解库出入之弊，调剂银之不足，可收利权，裕国利民，部分清廷官员亦以其为解决财政困难之救急良策。大利所在，故不待清廷下令推广，即已迅速在全国展开。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已有天津、广东、湖北、北洋、江南、新疆、安徽、湖南、奉天、吉林、黑龙江、福建、云南等十余个省区设厂铸币，并在不断增设中。由于各省各自为政，钱法混乱，导致所铸银币成色重量不一，且镌以省名，互相抵制，流通不畅。
    面对全国竞铸银圆热潮，清廷力图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独占铸币盈利。遂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下令除广东、湖北两局外，其余造币厂全部裁撤，遭到地方势力强烈反对。同年，在北京筹办“京局”(即中央造币厂)，拟铸“庚子京局制造光绪元宝银币”。该厂次年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建天津户部造币总厂，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颁布“整顿圆法酌定章程”，欲铸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通行天下，以求统一货币铸行权，未果。后曾酌留江南、北洋、湖北、广东四处分厂，并令各省造币厂停止扩充，统一更名为某省户部造币分厂，所用币模均由总厂提供，亦不能如愿。与此同时，清廷内部围绕银圆以“两”为单位抑或以“元”为单位展开激烈论争，坚持“两单位”者依托慈禧太后为首之后党，赞同“元单位”者以拥护光绪帝变法维新为号召，由是，“元、两之争”遂成封建保守势力与新兴维新变法势力间权力斗争之一方面，两派针锋相对，论争愈演愈烈。此即史载之“两、元之争”。自光绪三十年(1904年)年始，湖北、广东率先试铸重库平一两银币，天津户部造币总厂亦相继试铸“户部光绪元宝库平—两”，“丙牛‘中字’字大清银币一两”等，均不能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又令户部造币总厂收铸重库平七钱二分银币，遂有“丁未大清银币”，为大清银行发行纸币筹备兑换基金所铸之“造币总厂光绪元宝”等面世。
   
至清宣统二年(1910年)，赞同“元单位”一派终占上风。是年四月，清廷公布“币制则例”，规定“中国国币单位，着即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元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以五分、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厘四种铜币为铺币。元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不得任意低昂”。造币总厂按此条例先后铸行“宣统年造大清银币”及“宣统三年大清银币”等。未久，辛亥革命爆发，所有银币成品均提交军饷，流通市面。    
 来源:中国金币网